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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史诗,呈现8位浙江摄影师的1949

2017-03-17 14:04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评论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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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这是此次“文人与史诗”展览如同一部电影或剧集。八个角色、八条故事线,八根线索交织,形成一张网,从浙江这个地域出发,放射出复杂的路线图。每个人的剧情各自延伸,不知何时交叉;但本来似乎独立发展的情节,却渐渐被名为“历史”的无形之手编织到了一起。

1939,晋察冀军区首次抗战摄影展览。罗光达 摄

由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文联主办,视觉中国协创中心、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浙江展览馆承办的“文人与史诗”摄影文献展在浙江展览馆开幕。

“文人与史诗”是中国摄影文献2016年启动的长期计划,首回合的呈现聚焦于俞创硕、高帆、雷烨、徐肖冰、骆伯年、刘旭沧、郎静山、罗光达8位浙江籍的摄影师。

然而,与其说我们试图去呈现的是8位“摄影师”以及他们的“作品”,毋宁说,我们想要把握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八个特殊的“角色”。

这是此次“文人与史诗”展览如同一部电影或剧集。八个角色、八条故事线,八根线索交织,形成一张网,从浙江这个地域出发,放射出复杂的路线图。每个人的剧情各自延伸,不知何时交叉;但本来似乎独立发展的情节,却渐渐被名为“历史”的无形之手编织到了一起。

其中,既有宏大的史诗视角、长线剧情,也有短暂却往往扣人心弦的插曲、交会时刻的戏剧性瞬间,以及一个所有人共享的时间节点、一个中转站:他们各自的“1949”。

下面,我们来听听总策展人之一刘畑对该展览的解读。

俞创硕+高帆:

1942,八路军从太行山出击晋中,攻打祁县。高帆 摄

约1938,太行山中之正太路。俞创硕 摄

一幅,是高帆拍摄的“八路军出击晋中攻打祁县”;一幅,是俞创硕的“太行山中之正太路”。“登彼太行,翠绕羊肠”,这仿佛是高帆画面中的近景行军与远山迷离;“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这仿佛是俞创硕的浪涛奔流与壁立千仞。

两人的所有照片都被安置在金属和木材组成的两条“轨道”之上,金-木的构成像是铁轨与枕木、枪管与枪托,甚至可以呼应于笔杆、相机的构成,在尺寸比例上,又像是胶片的“轨道”,令所有的图像重新获得一种运动、速度感。

俞创硕带着一种民国特有的意气风发。1933、1934年参加“国难宣传团”,西出函谷关,壮游几万里。高帆也一样,拍摄于枪林弹雨之中。戎马生涯几乎已经不可清晰盘点,对这种复杂情绪的概括,出自俞创硕晚年(1987)收到国难宣传团的老友顾廷鹏寄自边疆(乌鲁木齐)的信件——

顾廷鹏写给俞创硕的信

创硕兄嫂:很久没有通讯了,你(们)我们都好!……我与创硕年轻的时候“挂羊头、卖狗肉”走荒漠戈壁……

一个补入的“们”字,令人感慨万千。

俞创硕的1949,他拍摄了上海解放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市府升起。

1949年,上海解放,第一面五星红旗升旗在市府升起。俞创硕 摄

高帆的1949,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一系列记录,那时的新中国尚在襁褓。

雷烨:

从曲谱到奖状,说他是一位摄影师,不如说他是一位诗人。这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空间,起点是一张曲谱: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之歌》,终点则是一张奖状:“项俊文”(雷烨的原名)被追认为烈士,这已是多年之后,考证那位牺牲者的真名都颇费了一番功夫。曲谱和奖状间,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诗歌、日记、文摘、读物、剪报、通讯……摄影的图像,仅仅如同一扇扇小窗口穿插打开。

“项俊文”(雷烨的原名)被追认为烈士

从最早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典当掉自家的房屋、送弟弟去孤儿院、送妹妹出嫁,只身一人踏上革命的道路的那一刻起,雷烨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爱国文艺青年”,乃至神似又一个堂·吉诃德。

他把革命称为“她”。他说“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白跑一趟”,他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最后,他掩护自己的警卫员撤退,销毁手枪、从容就义……

他的生命如此短暂、纯净,像是主流革命大浪潮之外的小露珠,晶莹剔透,却又转瞬易逝。人生几何,来如朝露。

雷烨,没有1949。

刘旭沧:

溶解在“显影液”中的摄影师出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刘旭沧很少有原作传世,又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他服下了一瓶底片减薄液(氰化物配方)——本用于造影的物件,却令他消影。这位《良友》画报、三友影会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最早的彩色摄影师之一,消逝为了一名“溶解在‘显影液’中的摄影师”。在这个辩证的模糊身影背后,是时代中的个人,以摄影为媒介的宿命般的缘结。

慕容婉儿女士,1941年《良友》第162期十五周年纪念号封面。刘旭沧 摄

此处,展览呈现的是一张张他在杂志上发表的页面,属于刘旭沧拍摄的图像是清晰的,但它们的边缘开始消融,共同汇入一片茫茫的底色中,成为在俯瞰洋面时看到的座座岛屿。

刘旭沧作品发表的部分杂志页面

1956年12月19日至22日,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文联大礼堂召开。照片拍摄于20日,第一排右三为刘旭沧

他的1949,是一张辗转发现的合影。正如在杂志页面中搜寻他拍摄的图像,我们在不同的群体中定位他的存在,在合影的群像中寻找他的身影:1932年的三友影会、1930年代《良友》画报摄影师群体(包括俞创硕、郎静山等)、1935年的《美术生活》、1956年新中国时期成立的中国摄影学会……

骆伯年:

身边的现实与超现实在时代的狂涛中,他拥有安静的一隅。

这是一间银行职员的书房,一张办公桌、博古架,放置于角落,人们甚至会匆匆路过,忘了注意到墙上有郁达夫题词的照片,桌面上还有两本早年德国与美国的摄影年鉴——这是骆伯年开展他的摄影探索的视觉资源。

他拍摄的事物都来自他的 “身边”:家人、花草、城市周边的风景、室内的小静物,这是“身边的现实”;偶尔从静物突然展开某些现代主义式的构成小实验,尽管不乏令人意外的影像,也依然是一种“身边的超现实”。

某一天,骆伯年突然停止了拍照,这居然如此自然而然。就像他的1949,并没有必要去提炼出一个最强的高光。

徐肖冰:

展览中呈现的创作很多都与战争有关,但徐肖冰呈现的则是一个独特的面相,发生在战争的另一端的重要板块:后方。此间展出的大部分的图像、影片都拍摄于延安,在他前往延安的路上,曾与俞创硕有过照面。

1945,七大,延安。徐肖冰 摄

延而安之,后方的摄影少了前方争分夺秒的焦灼,但同时也自然要承担起建立范式的功能。一个黑暗的空间中,投影播放着影片《南泥湾》。

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主席阅读南京解放的报道,北京。徐肖冰 摄

他的1949,是那张著名的毛泽东手持报纸、阅读解放南京新闻的图像。

郎静山:

踏入郎静山的空间中,首要的不是视觉,而是脚底的触感:柔软的地毯让紧绷的肌肉放松,配上昏暗的光线,一个民国式的高雅的大师的“柔调沙龙”。作为一个从浙江将足迹踏遍全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家,也许除了战争,郎静山几乎涉及了所有摄影领域。

1950,烟波摇艇,黄山,香港,台湾。郎静山摄

《烟波摇艇》集锦了黄山、香港、台湾的风光,也集锦了他对于传统山水画的观看和山川的游历。集锦不同于拼贴,是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山河如锦绣,所集之锦中何为“山河”,又何为“祖国”?他的1949,是一份移居台湾的文件。

1937,烟江晚泊。郎静山 摄

掀起郎静山黑丝绒材质的门帘,后面还有一层,是麻布的材料,翻开,眼前顿时一亮,走入一个亮堂的晒场。充斥着标语和来自解放区的摄影,曾经将照片张贴(而非装裱)于马粪纸上举办的战地摄影展的现场。郎静山和罗光达共享的墙面两侧的反差,恰似《良友》画报是某种视觉方式的一极,《晋察冀画报》直至《人民画报》是视觉方式的另一极。

空旷的展厅里是“我们必须怎么摄影”的战时摄影训练班教材的引文,烈士的统计表、训练班合影等等文献星罗点缀在现场。罗光达不是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几张他的摄影作品,这个现场是他所勾连的三本画报的几十个人,以及他们开创的事业,以及慢慢走向标准的摄影方法。一个终点,是1959年的那句将摄影盖棺定论的“总结性意见”。

如同《新闻摄影常识》中所强调的:反映现实、推动现实、有形保留现实。这里的重点,是去打开直至今天还沿用的某些思维模式、方法的源流和结构,它是一个(值得被讨论的)“问题”、(值得拿出来翻阅的)“材料”的绵延至今的现场。

在纷纭的细节中流转、演进,“文人”不是千人一面的人物设定,“史诗”也非千篇一律的情境建构,“文人与史诗”是一个相互的塑造冶炼。正如这八位中的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会在拍照的时候以“摄影作品”或者“创作”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因此摄影本身才可以被称之为一种人类层面的行为。这时代的大剧作中的八枚运动的镜头,它们潜望、放大、望远、显微,它们在全景与特写中,把历史的现场与问题都向我们敞开,而我们最想知道的正是:

经由这几个透视的镜头,能否看出、推导出一个历史进程的精神结构?这些视觉的证据中,蕴含何种能量可值得今天重新汲取?而“今天”,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进程的结果?(本文图片由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供图)(记者 刘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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