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短信到微信,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邮筒连接着相隔万水千山的你我。如今,邮筒依然伫立在街头,见证着万千世界里你我的故事。
寄信的人少了
天气炎热,一上午跑下来,王强身上的工作服早已被汗水浸渍。作为杭州邮政城南投递部3名专职开箱员之一,王强所管辖的18只邮筒已经成为他的“老朋友”。
杭州城站火车站广场前的邮筒,是王强开箱线路的最后一站。8月2日10时30分,记者跟随王强到达城站广场。王强先用抹布给邮筒“洗洗脸”,再打开取件,最后扫一下邮筒里的二维码。
“每个邮筒内部都有二维码,扫码后能看到数据,防止漏开箱。”王强说。清理、取件、打卡,3年来,这18只邮筒的开箱线路都是固定的。
城站广场的邮筒外部标注了两次开箱时间,第一次是上午10时30分,第二次是下午4时。
“一分钟都不能相差。”王强说,他经常碰到提早到达,在邮筒旁静候的情况,“这不是强迫症,是对送信人和等信人负责。”
尽管多数时候,王强打开邮筒发现空空如也。“寄快递包裹的比较多,真正邮寄信件的少了。现在,写信族的主力军是学生和老年人。”
从绿帽儿到黄帽儿
“现在的邮筒都是‘绿帽儿’,以前还有‘黄帽儿’,是加急的,一天要开箱三次。”孔元迅是杭州邮政城西投递部古翠路投递组组长,31年的老邮政人,从小孔到老孔,他见证着邮筒的变迁。
1987年,22岁的孔元迅成为南星桥投递支局的一名投递员。
除了信件报纸,每年元旦前后,挂历都是重头戏。一天平均四五十筒,对那时靠一辆28寸永久牌自行车上路的投递员来说压力不小。“那时规定当天接到的东西,当天要送完。”孔元迅说,送挂历的那段日子,是杭州的大冷天,别人下班了,他们还得一家家送。
投递之路是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送信到龙井一带,先到杂货铺吃碗甜酒酿;然后是杨梅岭,到村口喇叭一叫,大家就知道我来送信了;再一路往翁家山去,上坡太陡,只好下车推上去。”
孔元迅说,最崩溃的是有时到了翁家山顶,想起山脚有只邮筒没开,一上一下40分钟,可往往开箱后还发现里头是空的。“关键是图个心安理得。”
到了20世纪90年代,明信片少了,多了各类账单。2000年前后,又出现了房产、汽车之类的广告函件。“这之后,信件明显下降,以前我一个班能收到200多封信,后来经常会碰到空箱。”
从“见字如面”到“近在眼前”
542只,是2001年杭州市分公司投递局刚成立时的邮筒数。时至今日,杭州主城区还有多少只邮筒?
“232只。”杭州邮政城南投递部经理谢波说,消失的这310只邮筒,是这个时代互联高速发展最好的注脚。
时过境迁。谢波说,老底子一封信从杭州寄出,最后到新疆,大约要走个把星期。“我女儿念小学的时候还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念高中住校了,我们平常联系都用手机。”
读者老杜今年75岁,他从床底拿出一捆泛黄的信件。当时他在天津念书,这些都是他与家里往来的家书。老杜的父母不识字,是靠族里唯一一个吃过墨水的长辈念给他们听的。
“母亲总说见字如面,看到信上的字如同在与我对话。”老杜说,不知道有多少次母亲的眼泪浸湿了信纸。后来,老杜的儿子去了远方念大学,手机开始流行起来,老杜时常用短信跟儿子沟通。
“一切安好。勿念。”儿子的整个大学时代,老杜都是枕着这寥寥数字入睡的。再后来,儿子送了老杜一部智能手机。不会用怎么办?老杜给自己报了智能手机班,和亲戚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见面”。家族群、战友群、摄友群……老杜发现,靠着快速的图文传输,天涯海角的友人们离自己如此之近。
“世界越来越小了。”老杜说。
(原题为《多久没写信了?一只邮筒见证杭州人社交方式的转变》陈逸清、韩颖/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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