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扩招等各种因素,名校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曾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其真实成绩有好有坏,取决于地方支持、高校投入、招生门槛等多方面因素。中西部地区期待改善本地高等教育水平,其急切心理可以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善本地高等教育生态。”
过往一年多,有关恢复重建浙大遵义校区的声音频繁出现。不仅民革遵义市委提出“关于‘恢复重建浙江大学遵义(或湄潭)校区’的提案”,遵义市委、市政府也成立工作领导小组,表达了对浙大在遵义办学的期待。然而,浙大方面的回应却泼了一盆冷水。浙大认为:教育部原则上不鼓励、不支持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浙大现实条件也不允许建立新校区。
浙大与遵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抗战期间浙大历经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历时7年之久。浙大也明确提出遵义是浙大全体学子的精神家园。因此遵义方面期待浙大更进一步,并不意外。
但是,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抗战期间,不光是浙大西迁,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都有在西部办学的经历,西南联合大学更是堪称中国高教史的一座丰碑。那么,是不是北大、清华、南开要到昆明办新校区,复旦大学要到重庆办新校区?显然,以名校迫于历史形势曾在本地办学为由,而要求其在当下新建分校区,并不构成充分理由。
遵义期待浙大建设分校区,最真实的考虑恐怕还在于推动本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吸引优质人才留在当地。因此,如果浙大真的跨省到遵义办学,是否真能办好,实现遵义建议的初衷,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其实,因为扩招等各种因素,名校跨省、跨地区建设分校区曾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其真实成绩有好有坏,取决于地方支持、高校投入、招生门槛等多方面因素。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深圳,比如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经过十多年的办学,更是取得了较高的声誉。
名校跨地区办学也有许多结果不如预期的案例。像浙大在浙江省内建立了众多分校区,但浙大也承认分校区存在招生不足、师资队伍不稳定、运营成本过高等困难——浙江省内各地市距离不远,交通也方便,还存在各种问题,又怎么确保远到遵义办学就能成功?
中西部地区期待改善本地高等教育水平,其急切心理可以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善本地高等教育生态。抗战期间,一批内地名校西迁以后,能够克服种种极端的困难,培养出一批大师级人才,不仅在于“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还在于当地对教育的全力支持。抗战时期,遵义湄潭人民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低价或无偿为浙大师生提供大米和各种副食品,这股尊师重教的风气,放在当下也令人感佩。
现实中,有的地方高校热衷于搞合并,有的地方高校热衷于改名,现在又有了“空降”一所名校的主意,并没有下功夫在根本上改善高等教育生态。如果浙大到遵义办分校区,空有“浙大”的名号,办学水平跟不上,不仅在当地得不到认可,更会影响浙大的办学声誉。
扶贫先扶志,教育要先行。当下,中西部地区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瓶颈。若能在本地举办若干所知名高校,培养优秀人才,自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本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但是,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差异,受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仅靠一所高校凭借自己的力量新办分校区,扶持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并不现实。
浙大作出“现实条件不允许建立新校区”的回应,展示了负责任的态度。中西部地区期待提高本地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们对此应该理解。但办好一所大学,最根本的不是牌子,而是人的因素。如果本地遵循教育规律,大力吸引人才,改善地方发展环境,何愁不能把自己的大学办好?何愁不能重现抗战时期高校西迁创下的高等教育史的辉煌?
(原题为《浙大是否建遵义校区 办学历史不是唯一考量 》王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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