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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古书是种怎样体验?这群80后说他们在与先贤对话

2017-03-17 10:26 | 浙江新闻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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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浙江文丛的编辑,第100册"浙江文丛"出版时,《浙江文丛》的编辑来自五湖四海。

【编者按】:3月10日,历时7年之久,作为浙江省大型文化出版工程的"浙江文丛"第一期正式完工,代表着千年浙学文脉精华的500册丛书全部出齐、面市,这也是浙江历代文献经典的第一次全面整理出版。 不为人知的是,这个大型出版工程的背后是一群80后年轻人承担了主力角色。进入这个团队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均毕业于全国重点院校古文献相关专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从事最古老的事业,在文丛出齐亮相之际,本端记者邀请他们来揭秘整理那些繁体竖排的古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我们的理想国

况正兵

2010年5月,我坐火车到达杭州南站。下车伊始,我便有些发蒙,杭州不该是个大站,何以下车的乘客只有寥寥数人?继续往前走,越来越疑心下错了站,因为车站设施处处简陋,既没有地道,也没有长廊,数步便到出站口;出了站,四顾茫然,竟然没有一拥而上的出租车、三轮车和手持照片的旅馆经营者。我终于忍不住找了个制服大叔问路,大叔傲然有鄙吝之色:"这里是萧山,不是杭州。"然后大手一指,"公交车在那里,到武林广场。"

公交票价4元。投币的时候,我暗自心惊:"杭州连公交都这么贵,居大不易。"内心的惶惑不安,终于压倒信心,彻底占了上风。

一个多小时后,公交到达终点武林广场。我所要去的出版大厦,便在此附近。在那里,有一个叫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单位,成为我新的衣食之所。第二年,出版社上马了一个叫"浙江文丛"的项目,组建了一个叫"浙江文丛"的编辑部。编辑部最初共有6人,我忝列其中;又因为我工龄略长,经验最富,故把主任之名,安在我身上。

《浙江文丛》的编辑来自五湖四海,最远的吴迪来自黑龙江,最近的刘蔚来自浙江湖州;中原腹心,西南边陲,湖湘大地,皆把大好男儿送到杭州市市中心的一座高楼里。社里装修了20楼一间空置的办公室,隔出阁楼,楼下藏书,楼上办公。我们就成了整个出版集团距离天空最近的人。

楼下68个书柜按周易六十四卦编号,多出来的四个,众人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编为"元、亨、利、贞"。书柜里装满了自古籍社成立以来所购置的各种文献类书籍,有的是线装,有的书上还盖有"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的藏书章,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参考书。另靠墙有三个大书架,一个摆着常用工具书和古籍社历史上出版过的部分值得炫耀的典籍;另两个虚位,等待500册的"浙江文丛"逐一上架。现在,已经有500册书在书架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100册"浙江文丛"出版时,社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揭彩仪式。《刘宗周全集》被扎上了彩花,盖了一块红绸,集团领导前来揭彩。我们戏称为掀起"红盖头"。 集团领导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说这是浙江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我们躬逢其盛。这是事实。然而激励我们前进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意义,除了借以获取生活的物资,还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七位编辑,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除一位刚结婚之外,其余皆为"剩斗士";虽然我们戏言 "为真理和浙江文丛而单身",但内心深处,我们都在广阔的大地上向(他)她而去。我们都是满怀期望的年轻人,奔跑在路上,坚信可以创造有滋有味的生活;我们都喜欢图书,有远大的出版理想和古怪的学术趣味。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认为:真正的书籍,不凡的文字,平静的述说,是最能温暖我们的理想国。这是我们辛勤工作的原因。

在某些人看来,伏案工作的编辑简直是多余的人,审读把关,阉割了精彩的思想;手民误植,破坏了完美的节奏:写书的人这么看,不写书的人也这么看。看得懂文言文、识得繁体字的古籍社编辑,图书卖不掉,赚不回钱,更是习屠龙之技的傻瓜,不仅无用,简直是封建余孽:普通人这么看,其它出版社的同仁往往也这么看。很不幸,浙江文丛的编辑,虽然年轻,对古书文献的热爱,却赶得上遗老的虔诚,完全抵消了他人的鄙视。应该感谢浙江文丛,没这个项目,我们这几个遗少,还得辛苦地觅食,编自己绝对不愿意看第二遍的书;有了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屠龙之技才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也找到了栖身之所。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幸运的,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和平凡的工作结合起来。

有一些时候,我在办公室呆到很晚才走,从20楼的窗户往外望,看见城市的灯火。从一间间格子似的房屋中透出白色的、黄色的灯光,每一格灯火里面,想必都有一个故事;杭州大楼的户外屏幕上,闪回着汽车、戒指和高昂着头的男女;纵横的大街,汽车打着白灯而来,又眨巴着红色的尾灯远去。城市好生热闹,但是,要获得内心的平静却十分简单: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滋养自己的朴素生活和远大理想。人世间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不切实际的愿望和与人攀比的虚荣。

我常想,若干年,回想往事,我还能记得什么。我肯定不会再记得排版时各级标题的字号,不会记得核对底本时酸痛的脖子和流泪的眼睛,不会记得一字一句读过的文章和一周一月排下来的出版节奏,甚至会忘了我们说过哪些笑话,臧否过哪些古人,摆过哪几桩古人的八卦,也许连"浙江文丛"这几个字都会忘掉。冬去春来,人来雁往,"浙江文丛"项目有结束的时候,编辑部肯定会有解散的一天。七位编辑,或许各奔东西。然而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曾经在杭州市市中心的一座高楼里,共同读过好多好书。

一坐一天,一晃一年。六年多时间眨眼便过,"浙江文丛"出到了500册。

七年间,吾社经历三任社长,参与"文丛"的编辑前后有十三人。七年间,我个人生活波澜起伏。杭州南站,此后我再也没去过;武林广场却成了每个工作日都要经过的地方。最初的几年,它一直封闭施工,被高高的广告牌挡得严严实实。从20楼的楼道望出去,可以看到繁忙的施工景象,今天挖一大坑,明天筑一横梁。微雨之时,挖掘机和塔吊静静站在雨中。2016年5月,广场施工完毕,全面开放。有一天它中心的喷泉池放出蓝色的光,从楼上望下去,仿佛一个正在点火的巨大煤气灶。早上八点,我出了地铁,从梅花形的泉池旁边经过,八少女似在向我问好;晚上六点,我原路返回,八少女似在向我道别。她们是大理石,冰冷似古籍书卷,可是言笑晏晏,看起来就很多情。一来一去,一天就这么过去,一年也这么过去。不知道一生是不是也这么过去……

努力工作,换来岁月静好。这是我信奉的等价交换原则。

有的时候,不得不对"浙江文丛"心存感激之情。不是我奉献于它,而是它成就了我。它伴我经历每一个失意得意、痛苦欢畅的时刻,又助我在居大不易的杭州扎下根来。没有它,也许我身我心,都难免漂泊。古籍整理,于国于时代有何意义,那是学者研究的问题;于我而言,却是家庭建立的基础,安身立命的事业。更何况,六年多批批改改的编辑生涯,身囿于一室,心驰乎万里,对谈的浙籍先贤,既有文学大师,又有学术巨子;有人风趣,有人古板,但无一不真,无一不诚。在工作中读书,在读书中谋稻粱,作为四川人,我要大胆说:此间乐,不思蜀。

让口碑去铭记

500册,我们终于完成了。

除了如释重负,我也不得不惊异于时间的流逝,以及我们竟然真的做出了这套"浙江文丛"。

我于2009年毕业后到社里从事编辑工作,第二年,社委会领导开始筹划启动"浙江文丛",2011年这个项目正式立项。我和同事见证并参与了这个古籍整理项目从无到有、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整个过程。在这个欠缺意义的时代,这似乎并非没有意义。

20年前,一个朋友提醒我记得打开电视,收看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他兴奋的神情至今令我难忘:"我们在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是的,见证或参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不正是以这种刻度来抵抗时间之流,并由此获得一种存在的价值感么?

哪怕,这种见证或参与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多少会有点不可理解。

入行八年,熟悉的或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知道我在浙江古籍社做编辑,都会客气地说一句话:"你们社曾出了不少好书。"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敷衍,他们会列出《黄宗羲全集》《李渔全集》等一系列书名。

我希望许多年后,"浙江文丛"也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反复提起。

毕竟,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去铭记,先后三届社委会领导班子、十来位年轻编辑为它雕琢的六年时光了。

晨昏忧乐每相亲

王振中

坐拥书城,与书为伴,我觉得这里就是离我梦想最近的地方。

我是在二〇一二年的十月份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的。那年浙江文丛赶两百册,时间紧,任务重,所以一入职就着手编辑稿件了,我之前在湖南的岳麓书社做过校对工作,当时"湖湘文库"的出版工作虽然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我亲身参与其中,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于一省文献整理这样大型丛书的编校流程不算太陌生,所以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

古人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这里除了有书,还有许多可爱可敬的人。同事中况正兵和陈小林二兄算是老编辑了,学问也很好,又具体主持文丛的编辑业务,教我匡我,使我获益颇多。路伟兄则无书不读,是位百科全书式的编辑,辨难答疑,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随手而解,刘蔚兄和我一样,历史专业出身,除了中古史精通,还颇具幽默的天分,片言解颐,其乐融融,其乐洩洩,给平静的工作添了不少的乐趣。

图书编辑算是一个小工种了吧?国内五百多家出版单位,从业者不过万余人,古籍类编辑则更是其中的稀有品种了。一台灯,一盏茶,悠然拿起红笔,批批点点,便是在与古人对话,志于斯而乐于斯,有此足矣,夫复何憾?

"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唉,那些身外的事,何足论它!

浙江文丛成就了我

路伟

我是古文献专业,这个专业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培养古籍整理从业者。2010年进入古籍社工作,在这之前是六年的文献专业训练。也就是在我入职没多久,浙江文丛开始启动。刚开始,我是很激动的,苦读六年,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而且可以让我用个够。七年下来,看着浙江文丛由小河小溪汇集成大江大海,还是觉得这些年的坚持和努力是值得的。我不敢说我于此套丛书有多么多大的贡献,但我敢说这部大丛书成就了我,它才是最好的老师,而原先学校所学的只是皮毛。一开始,我还是比较被动,书也基本是做成作者想要的样子,就此打住。后来,我便会对做成怎么个样子有自己的想法,为此不断游说作者,或者干脆替作者做些工作,书也慢慢变成了我所要的样子。

每当有人问起我为何甘心于埋首故纸堆中,向古人讨生活时,我便会说:"为古人出书,亦是超度亡灵之一法。"毕竟,子曰诗云的时代已去不复返了。古籍注定是少数专家和好古者的"奢侈品",普罗大众的"禁脔"。做古籍除了自己是学这个的,做好是分内事外,更多的觉得这是一项良心事业。宁可古人负我,留下很多没价值的东西;我不可负古人,不可使其心血枉费。

我想,有些事做了未必成,不做肯定不成,在我的坚持下,很多只是抱着试试看态度的事竟也成了,于是大受鼓舞,便一发不可收拾,不断挑战自我,选择高难度的书去做。除了经验之外,浙江文丛带给我最宝贵的就是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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